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，那具有文学性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但这样说，依然是一句空话，因为它并没有从实践上解决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性问题。
在说到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学性问题时，往往让人联想到结构的奇巧、描写的生动、文字的优美、表达的流畅、以及可能的感染力等等，实际上，诸如此类的描述仍处在“接近文学”的途中，甚至是一种很表面的概括。因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特定性，有关叙述的一切，无论是结构及具体描写，还是表达的调子或是否倾注激情，都必然地受到“非虚构性”的束缚及限定：它不能“合理想象”，不能过度地取舍素材，不能搞“片面真实”，更不能颠三倒四地把黑的描绘成白的。显然，以上所提到的所谓“文学性”，其实只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文学能力或基本功。这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无法保证他的作品篇篇（或每一部）都是佳作的原因：照例说，从结构到具体描写到调子的把握等，其能力或状态绝不属于低下的那一类，可某些作品依然是平淡苍白，无文学性可言。倘若说，文学就是文学、但又不仅仅是文学的观念成立，那对于“文学性”的理解，也可作如是观。我想说的是，文学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审美范畴，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——它比我们的想象或演绎要复杂得多、丰富得多。或者说，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，它只能是一种具体接受过程中的复合判断。
“文学性”是一个复合的审美范畴，它是有诸多因素构成的。我们说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具有文学性，是因为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了作品的思情魅力：被它的描写所激动所启示，由局部而整体，由此岸而彼岸，甚至可以倾听到作品所要传递的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，并在其中感悟到某些更深刻更博大的命题，如人生、命运、人的处境、人类前途等。至此，我们才可能谈论作品的文学性。当然，这样要求及衡估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，显得苛刻了一些，但我觉得，若要使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及久远的生命力，对于创作目标的设定不能不更高一些或更接近文学一些。
我在谈论“讴歌型”报告文学创作时，曾涉及到“思考着讴歌，忧患着讴歌，体现着‘立意’的讴歌”的问题，其实，“批判型”的报告文学创作何尝不是如此；它同样需要思考、忧患及深刻独到的“立意”。“立意”是体现报告文学作品文学性的灵魂或关键成分，即离开了“立意”，作品的文学性便无从谈起。那“立意”从何而来？肯定是从对象中来，从被传达的人物、事件或社会现象中来。于是，作家之于生活的感受力、判断力、以及是否具有新鲜见地，是否善于思考——而且是那种独立的、长远的、既合乎公众期待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思考，便显得十分重要。我最近读到沈卫平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炮击金门》，这部长达60多万字的作品所传达的是4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：炮击金门或金门炮战，但在作者的视野中，“炮击”不仅仅是“炮击”，而是一截背景宽阔、且极富意味的历史，或一截值得重新认识、重新咀嚼的历史——特别是这里所说的历史，绝不止于战争的历史或两岸军事斗争的历史，而且是一截在各个领域（譬如精神领域）都可能获得启示的历史——那种细致的客观的充满“新闻性”色彩的描写，确让人感受到一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情风范。显然，作家不仅经历了漫长扎实的采访，甚至是一些琐碎的“考证”，而且倾注了一种跨世纪的有利于整个民族兴旺的思考，一种要统一不要对立的期待，一种从历史经验中升腾起来的相对可靠的认识。我觉得，这部作品倘无新鲜的“立意”及思想的闪光，不要说“文学性”，就是连最起码的可读性也难能实现。
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绝不是靠想象、靠编织、靠所谓的写作技巧所能奏效的，而且因了报告文学“非虚构性”的原因，这样的“文学性”恰恰是报告文学创作最忌讳的表达方式——“讴歌型”作品还可搪塞过去，被讴歌的当事人较少采取“较真”的态度，因为“用意”是好的；而揭露社会问题（如官场腐败、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等）的作品，若以想象、编织的方式来提高“文学性”，后果便严重了。可以想象，这种以失实为代价的“文学性”，很容易被曝光对象及被批评的当事人送上法庭。所以在我看来，若要强化或提高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学性，最可操作的途径便是在采访调查这个环节上多下功夫，做到扎实细致，尤其是一些关键过程，必须不辞劳苦地反复核实——文学性从何而来？首先是从采访调查中来！无论是人的过程还是事件过程，很多“细节”或“情节”是想象不出来的；人事物理的生动性，以及它在传达这个世界的深刻性方面，生活的本相要比我们的想象更丰富、更奇特或更具“戏剧性”，就看我们是否乐意作深入的采访调查了。
我之所以很赞赏徐志耕、葛逊、汪沉合著的《九江狂澜》，并觉得这是一部颇具文学性的报告文学作品，倘追究其中的原因，倒不在于作品的所谓的慷慨激昂、气势磅礴，而是在于描写的细致逼真，在于很多场面及人物的具体性与生动性，给人以一种如临其境的效果，而一切思情的启迪及可能的联想，也正是经由这种极富形象性的展现而获得生长。《九江狂澜》的文学性效果的来源，自然首先得力于作家们的细致扎实的采访调查——这一结论，不难从作品的叙述中得到印证，而且也可以通过“代后记”《千言万语》的表述获得进一步了解。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作者的这种创作态度：“……吃报告文学这碗饭是像农民种地，一锹一锹地挖，不能偷懒，不能作假，也不能来虚的，这是个实实在在的活，你要耍小聪明，对不起，白纸黑字印着，读者揪住领子来算帐，你作家的脸面往哪里搁？”到了这份上，还谈什么“文学性”！这段话颇为精当地诠释了作为“非虚构”文体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学性与深入采访调查之间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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